忆在５０年顷，余嘉锡先生（故友周祖谟教授之岳丈）一夕以病残之身垂顾荒居，谈及《四库全书》之汇书、纂书、毁书、禁书；并许我为并世之“有识之士”，还说所谓“识”指“见识”、“学识”和“知识”，“知”之高明者曰“智”。余翁说：“文先生，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这位老辈使后生文某既惶恐又感
一
“四部”之名，起于晋初，荀勖、张华等，编列晋室所藏书籍，分为四部。及晋移江左，藏书淆乱，李充删除繁冗，虽仍分四部，而内容稍异于前。于是甲部为经部之属，乙部为史部之属，丙部为子部之属，丁部为集部之属。降及李唐，玄宗于两京各聚书四库，以甲乙丙丁为次，列为经史子集四库，四部之名遂沿用至今。此乃从文献内容分类，《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皆据此分类而纂集。兹者与以往所称“四部”不同，《四部文明》之“四部”乃因历史时序，将中国历史前半期之文明成就以时代划分，归并为《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隋唐文明》四部丛书，是为《四部文明》。
二
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及中国，为举世公认之人类文明发源地。中华文明，不惟发祥至早，而且亘古及今，递相祖述，四大文明渊源中，绵延不绝传承如一者，仅我中华文明。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之发展历程中，自上古以迄隋唐，是中华文明由奠基、发展、渐趋壮大乃至鼎盛之阶段，尤以汉、唐两个统一的大朝代，将中华文明推向发展繁荣之颠峰。“汉”“唐”遂成为东方悠久文明中备受世界瞩目者。
秦汉和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两个高峰，也都是统一的大时代，在这两个统一的大时代之前，又分别存在着两个政治上分崩离析，但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代，此一演变轨迹，显示出历史发展轮回的迹象。
三
中国文化带着“早熟”与“营养不良”的缺憾，呈现出繁荣与忧郁之风貌。因为在其衍生与发展的封建历程中，在以君权制为先导的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所构成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中从尊崇与被阉割、扶植与受打击、伪善与良知、放纵与禁锢的狭缝中生长起来。由是之故，中国文化在总结与批判、表现与认知等各方面始终存在着带有反抗精神的“奴隶文化”与御用的“奴才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便是“文章西汉两司马”，一方面是“述往事，思来者”以“人民性”来批判历史的一代史炳司马迁，另一方面则是被汉武“倡优蓄之”，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司马相如。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爱新觉罗王朝更用其极。秉承着满清王朝维护统治的需要而修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堪称清三百年“奴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纂修《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对中国古籍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毁灭、阉割、篡改和歪曲，留下的就是那部充满统治者灭裂中国文化阴谋的《四库全书》。至今还让“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鲁迅语）
四
清代乾隆帝自恃武功煊赫，他晚年为夸耀他在位六十年来的十次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除了武功，他还要显示其文治。他循安徽学政朱筠之议，拟在全国范围内网罗历代遗书，并计划据之编成一部旷世钜典。乾隆帝选派学者在北京翰林院着手，并令于办成时名为“四库全书”，设馆经办全书事宜。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标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自是诱使全国献书，其上谕虽“辞恳意切”，但各省执政等，还是心有余悸，因此时过大半年，全国各省对乾隆帝此一号召，并无响应。故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寄谕各省督抚学政速行购访遗书并先行将购访情形奏覆”，进一步地诱使各地献书。但这些手段仍难奏效，故而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谕内阁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予以半年之限……速为妥办……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其用心手段，已露端倪。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之下，各省采进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果然一年有余，全国采进的书籍即达万种以上，基本上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时乾隆露出了他的政治目的。凡是：一、有种族思想妨害满清统治之著述；二、所记历史事实于满清不利之著述；三、思想立场与满清对立者之著述；四、被认为有伤风化之著述?一律要搜查、禁行，将刻板及其印本全部或局部加以销毁或挖改，禁止流传。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既行具奏”：“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同年十一月初九、初十日又迭下上谕，查禁违碍各书：“寄谕各督抚再行晓谕如有违碍书不缴后经发觉以隐匿治罪”、“谕各督抚再行晓谕如有悖谬书不缴日后发觉不复轻宥”。此前所谓“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欺世谎言。
至此，全国范围的访书已经大体结束，而全国范围内的查禁销毁违碍各书却贯穿了“四库全书”的整个修纂过程，仅全国范围内查禁书籍的上谕就连年不断的下发。自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谕令各省督抚查明如有应禁书版片即解京销毁”，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寄谕两江总督高晋等严饬所属加意搜查违禁书籍”，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寄谕各省督抚派教官赴原籍清检违碍各书”，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寄谕各省巡抚务须实力查办违碍书籍”，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谕内阁著通谕各督抚予限二年实力查缴违碍书籍”，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寄谕各省督抚查缴天文占验妄言祸福书籍版片解京销毁”，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寄谕江南等督抚严饬所属留心查访违碍书籍”……可以说关于毁书禁书的圣谕是连年叠下。乾隆帝对于毁书禁书，真是处心积虑，而且持之以恒。到这时全国查缴的各类禁书的分量，比不禁的书多十数或数十倍。于是在《四库全书》修书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即有四十多次，作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遭受灭门之惨者不乏其例。
谁曾想到如此冠冕且又堂皇之文化工程，其另一目的便是毁灭文化。《四库全书》之所在机构竟是使人下狱、被戮和焚书、抄家之大本营。
五
对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手段和实绩，鲁迅先生早有中肯的评价：
乾隆时代的一些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看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澈底根究不可的。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祗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鲁迅先生的见解和批判，都值得我们认真的领会和理解。
张元济先生曾以《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之《负薪对》一篇对勘，即可见《四库全书》滋伪增误之甚，令人惊悚。至于“贼”、“虏”、“犬羊”、“夷狄”诸字之改窜，竟至比比皆是；而抄写之伪夺，更是在在而有。仅从此《嵩山文集》之一篇，改易已面目全非，足见当日改窜之烈，实出吾人意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四库全书》虽云浩如烟海，所收古籍至三千四百七十一部，七万九千二百十八卷，但没有一种是可以称为善本的，数十年来古籍整理之实践，正说明了这一点；即便是那些辑自《永乐大典》等的佚书，虽无别本可资对勘，但是《四库》本仍然难以称善，如《元和姓纂》是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的佚书，直到岑仲勉先生作《元和姓纂四校记》，才算大体恢复了该书的本来面貌。
民族英雄必须首先忠于自己的民族，正好比为人子者，不容忘怀亲娘的养育之恩。这就是中华历史文明的伦理基础。一个民族可以建立不止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可以融合若干个民族。汉民族英雄岳飞所留给我们的四个字：“精忠报国”是有着永久生命力的。这个“国”字的内涵既是民族的，又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变化，不断壮大。我们清醒地看到《四库全书》对于汉民族的民族英雄，是抱着抹杀和消灭的态度的；以爱国赤诚感染和熏陶了无数代中华儿女的民族英雄岳飞，《四库全书》对他的事迹只字不提，《四库提要》只说：“事迹具宋史本传”。经四库馆臣查出的一百八十一种“抽毁”书籍中，涉及岳飞的就占近二十种，连后人凭吊岳坟，瞻仰岳庙的诗文，也都一概芟除，其水平远不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杀了汉民族英雄文天祥以后，又大大赞扬文天祥为“好男儿”。在《钦定四库全书》中，像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其事迹，其民族气节，是一定要消灭殆尽的。仅举一斑，便足窥全豹矣。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亲自指挥下，由以纪晓岚为首的那些“帮忙”或“帮闲”的“奴才”们，秉承爱新觉罗王朝的“党性”，对中国古籍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清剿”。今天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就是要拨乱反正，以最广大的“人民性”去反对爱新觉罗王朝的“党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六
《四部文明》总计二百卷，其中《商周文明》三十卷、《秦汉文明》四十卷、《魏晋南北朝文明》三十卷、《隋唐文明》一百卷。
在编纂整理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收录的范围上，尽可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明的整体面貌，最大程度地保存一代文献。对所有文献又据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既突出各时代最有成就的方面，又不忽视整个文献的完整性。
二、古籍整理以“据善本”为要务，因此我们在对各种古籍版本流传的情况作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罕见”与“实用”为选择的条件，确定底本的使用。对流传稀少的珍善本，和对历来经过学者认真整理日臻完善的整理本，都给以足够的重视。
三、在内容的编纂上，既考虑到所收文献的完整性，又照顾到学术体系的延续性。在编排上尽量使从事某一领域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能够更方便的利用材料参证研究。
四、所收古籍因其具体内容和学术研究的惯例与需求，或补缺、或辑佚、或作校勘、或作汇证、或考核文献渊源、或辑录参考资料，分不同情况作了适当的整理工作，但绝不更动原书。既保存古籍的原貌，又在此基础上作出提高。
此外，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收录的著作中，有极少量的底本就是《四库全书》。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底本灭失的，如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的诸书，随着《永乐大典》的散佚，已无善本可据的，只能使用《四库全书》；二是今传各本晚出，而《四库全书》尚属早期传本，可备一格；三是清人著述进呈内府而收入《四库全书》的，以较接近原始面貌，因此加以收录。但我们仍然需要提请读者在阅读和使用这些材料时，应给以极大的审慎。
在本书的整个编纂过程中，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广泛支持和帮助，得到国家图书馆、海外图书馆和部分省市图书馆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图书馆的大力协助。正是这些慷慨而无私的支持与帮助，才使本书得以编纂完成和顺利出版。这些是特别要提出来表示感谢的。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竭尽了我们近十年的努力编纂本书，但限于水平，肯定还会留下许多有待高明加以匡正的地方。但编者同仁区区用心，共此书规模、旨归必将会被至亲至爱的后贤以及我们不认识的子孙们所理解。设想及此，编者同仁感到无比欣慰，至于千秋功罪则非敢端详也。
（《四部文明》，文怀沙主编，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曲江文化产业集团联合出版）
